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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复合性调查权体现了决策者的反腐决心，也会为实践中监察委员会职能发挥提供助力。

此外，部分法律所规范的其实只是一些具体事项，而不少决定所规范的则是相对宏观的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本次常委会共审议9件法律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批准了……3件国际条约。

同样地，修改法律的决定在官方文献中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也是有所区分的，例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适时在谈及2011年以来的立法工作时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修改法律61 件，作出相关法律解释10 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0 件，共101 件。因此，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化能为其带来的益处，便构成了促使其制度化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35] 参见孟庆华：《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问题探讨》，《法学论坛》2010年第3期。[42]依此逻辑，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因制定主体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故而其效力自然高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再如，《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2013年）则是变更了计划生育之基本国策的若干具体内容。

前者如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当中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方式有：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预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因此，在《立法法》颁行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立法法》中有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来进行判断：若提案主体、审议过程、表决程序、公布方式等皆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则应当认为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这个划分是以总则的文字容量和条文容量为标准的。

[30] [苏联]II.T.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特别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行政许可的泛滥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性腐败。行政法典的构成是较为复杂的，虽然我国相关规范行政立法的法律文件中，对行政法典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规范，[2]但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单一典则的内容构成还是呈现出了它的复杂性。三、行政法典总则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八界四中全会对我国依法治国做了顶层设计，也对我国传统法治体系的概念进行了升华。

同时，不同的行政法典包括了不同的总则，总则的复杂性已经使人们无法认知行政法典总则的概念和地位以及所要发挥的作用，进而制约了人们对行政法体系的认知。而我们注意到，在我国行政立法实践中，一些总则的内容则是另一种抽象，这种抽象表现为它没有确切的涵义，不能够指明较为明确的行为规则，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甚至体现为不同判断和不同命题之间的冲突。

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典无论存在于哪一个立法层面，无论规制的事项属于什么性质和类型，无论规制的权利和义务范围有多大，几乎都涉有总则部分。三是它制约着行政执法。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著：《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6页。由此可见，下位法在立法行文中如何处理与上位法的关系在我国是较为混乱的，上列地方性法规直接将宪法作为制定的依据是否妥当都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它存在着误读法律位阶的问题。二、公共行政机关依据合作原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并按照效率及服务于公民的原则进行活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下列方面进行考虑。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即法律的指导思想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有区别的。上列三个方面是解决行政法典总则问题的基本路径，也是其他路径实现的条件。

有学者在分析《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时，就曾指出：长期以来，作为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重要手段的行政许可一直被行政机关所频繁使用。[11] 例如，《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第3条规定：卫生部设立的健康相关产品评审委员会对审批的保健食品、化妆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的名称进行审查。

[10] 谢瑞智主编：《法律百科全书（一般法学）》，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345页。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立法法通过确立规制事项的方式对每个层次的行政法典的功能等作了规定，[15]我们注意到，有些层次的行政法典则所规制的事项乃至于调控方式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部委政府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两个法典都是较为典型的行政救济法典，但一个采取了概括型总则，而另一个则采取了列举型总则，对二者的优与劣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与之相比，《国家赔偿法》的总则则没有采用这样的行文方式，该法只用两个条文对国家赔偿的相关主要问题做了概括。也就是说我们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分析并不仅仅是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行政法实在问题。

尤其在我国部门行政法中，几乎所有行政法典的总则都能找到政策的痕迹。就是说，行政法典总则实实在在的存在于行政法的法律体系之中，存在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之中，它制约着行政法治的过程。

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即是说，某一行政法典的总则涉及的文字相对较多，它就是长行文的总则，反之，某一总则所涉及的文字容量相对较短，它就是短行文的总则。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毫无疑问，由于行政法学理尚未涉及到对行政法典总则的研究，这便使我们难以从理论上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功能形成共识。

我们还注意到，有些行政法典的总则同时具备上列所有功能，而有些行政法典的总则则仅有本文第一部分所列功能中的一种，也有的总则选择性的规定了上列若干内容。行政法体系的状况究竟如何，在学界有不同的认知。我们还应指出，行政法典总则应当与行政法典的总的类型相契合，总体上讲，我国的行政法体系由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构成。[4] 关于行政法规范上下位阶的关系，《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33]上面三个大的行政法典范畴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理清行政法典总则的关系提供了空间。笔者主张行政法典总则应当尽可能少的设定权利和义务，而将权利和义务设定的内容留在分则和其他后续内容中，这样更有利于总则对该行政法典的统制作用。

这是目前行政法典总则存在的首要问题。由于我国行政法典总则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理论上的空白，所以笔者的下列分类，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相关法典及其总则对该问题的处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行政法典总则的定位同样需要我们予以解决。

因此，行政法典总则的完善对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提升总则的规制技术。如果我们有规范化的总则的概念，那总则产生弊病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如果说行政法的指导思想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而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和法律原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它们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是不相同的。

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就界定了行政机关、政府规章、决策听证等等概念，如第551条第1款规定：本节所称‘行政机关系指美国政府各机关，而不论其是否隶属于另一机关，也不论其是否受另一机关监督。该条既指出了该法的制定缘由和依据，又导引出了后续的内容。

[33] [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17页。而总则中的乱象非常生动和具体的体现了这一点。

有些则没有采取条文的方式，用一个相对集中的语言将行政法典总则的内容予以概括。而实质、形体两者完全皆不具备的法律则可比喻为不具的痴汉。